培养音乐神童的代价
“如果你的孩子要成为演奏家，付出巨大的精力是不可避免的。以我熟悉的欧洲为例，那些音乐家家庭中，父母往往不会在家里放置电子产品，不让孩子打游戏，也不让孩子看电视，就是要拒绝这些诱惑，”瓦格纳告诉在场读者，如果父母本身从事音乐工作，相对而言会为孩子做出更大的牺牲。“这样的牺牲还包括金钱上的，十几年的独奏教育费用高昂，有些家长几乎倾尽所有来为孩子的独奏教育买单，或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一把昂贵的小提琴上。我几次听到菜鸟家长抱怨课程收费太高，这也是他们拒绝送孩子去大师班学琴的原因。”
俄罗斯小提琴演奏家瓦吉姆·列宾就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，在他13岁时，母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为其购得了一把优质琴弓。分析经济投入相对简单，但要研究家长们所需倾注的时间精力并不容易。瓦格纳说：“据我观察，想要让孩子坚持独奏教育，父母中必须有一人能随时陪伴，并配以高度的注意力。”
在中国亦是如此，田艺苗坦言，音乐学院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为了孩子学琴，辞职陪伴孩子寻求名师。“音乐学院的附小、附中就是中国音乐神童的加工厂，那些孩子来考附小或者附中，早上上4节文化课，下午的全部时间给孩子练琴，晚上继续练琴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职业的独奏音乐家，必须从小开始学习。”
这条不同于普通孩子成长的道路，也是一条非常冒险的道路。田艺苗向瓦格纳提问：“如果孩子的天赋在成长过程中消失了，或者其他原因无法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，但重新回到常规的教育体制为时已晚，这个孩子该何去何从？从小将孩子送入 神童加工厂 是否太过冒险？”
“任何选择都是有风险的，人生充满了这样的风险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要等到后悔时再选择放弃。比如有的家长让孩子学了很多年的乐器，最终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一点都不喜欢乐器，这时候才想让孩子回到正常的生活，那样是非常危险的。”瓦格纳认为，如果孩子从小表现出不喜欢音乐，家长就不应该寄希望于孩子将来某天会喜欢。“第一考虑的因素还是孩子的快乐，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有趣的职业，不一定要从事音乐吧，还有绘画、诗歌等等。”
瓦格纳指出另外一个普遍，但非常危险的现象：家长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理想寄托在孩子的身上。“让孩子去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这样的动机是危险的。父母不是孩子兴趣的强迫者，反而应当是孩子成长的领路人。父母的志趣爱好往往深刻影响着孩子的选择与坚持。”
田艺苗则直接提到“音乐教育也 拼爹 ”。瓦格纳对此表示同意。“如果你整天躺在沙发看电视，却把孩子送去音乐学校，那么孩子即使在专业学校可能也找不到归属感。孩子会模仿家长的做法，你如果一直在听音乐或者听中国的京剧，孩子很有可能会说他/她要去学。”
田艺苗分享了自己的成长过程：“我的父亲是一名歌曲作者，母亲拉二胡。父亲会经常找机会让我上台表演弹琴，为了在台上不出丑，我就每天拼命练琴。我想这就是父母给孩子带来了熏陶和培养。”
在音乐教育的培养上，“拼爹”一词的本意也不可避免。瓦格纳说：“音乐家家长能对孩子的独奏生涯有所帮助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乐器演奏技艺层面的知识，但他们对于音乐界现行规则的了解，才是独奏教育最大的帮助和宝贵财富。”
“在任何年代， 拼爹 这种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家长在这个行业里面，自然会有很多资源与机会。翻开音乐辞典可以看到，有50多个 巴赫 ，在巴赫生活的那个德国山地城市里面，姓巴赫就已经是音乐家的代名词了，你姓巴赫人家就会问你是不是音乐家，音乐细胞可能也会遗传，整个资源和环境对音乐家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。”田艺苗补充。
对于不是音乐家的家长，做合格的家长最重要。“在音乐教育中，有很多严厉、过激的培养方式，我个人并不认同。当孩子不能理解状况时，家长的引导很重要，而不是打骂，”瓦格纳向读者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“我采访过一个年轻的小提琴家，在她小时候，有一次老师让她重复演奏一首乐曲十遍。这个孩子非常不想重复弹奏如此多遍，但是她的妈妈告诉她 你要给你的十个玩具娃娃表演，每个娃娃就是一场音乐会。你给第一个娃娃表演了，后面的娃娃也要听你拉琴。 这个孩子觉得不能厚此薄彼，就用她自己最好的状态给每个娃娃都演奏了一遍。”
至于怎样培养孩子的一些创造力，瓦格纳给出建议：“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学习乐器，那么在他演奏完一个很复杂的乐曲之后，可以让他再表演一下自己想表演的东西，或者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，哪怕是唱出来都可以。通过一种音乐的形式，把今天的心情表现出来。尽量多地去鼓励孩子表达自己。”
瓦格纳
孩子适应高压，需要的是成体系的训练系统
对于如何教导学生，田艺苗提出了老师们的困惑：“如果老师对学生很仁慈，不好意思对学生发火，似乎就很难教好学生，会出现学生不听话等各种问题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”
瓦格纳出生的年代，波兰在前苏联的统治之下，前苏联式的教育给她很深的印象。“在前苏联的教育传统当中，的确倾向于严师出高徒，特别是那些演奏家可能需要在一个有两千名观众，要承受极为高强度的压力。一种让表演者适应这种压力的方式就是从小让其习惯，如果有一个严厉的老师，孩子也就逐渐能够适应这种高压。”
但瓦格纳提出了质疑：“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，想问的是到底有多少孩子能够在这种高压下真正地存活下来，有些家长在面对严厉的老师时可能会选择去保护孩子。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和老师合作，进一步地压迫孩子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看到很多直接走到崩溃的边缘的孩子，他们开始变得非常憎恨音乐，生活可能都因此被摧毁了。”
2014年美国出品了一部引发争议的影片《爆裂鼓手》，影片中魔鬼导师非常严酷地对待鼓手，伴随各种责骂，折磨、欺负鼓手学生。在导师这样强烈地刺激下，鼓手爆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。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变得这么有激情、这么有斗志，在演奏上也爆发出非常大的热情。
对此，瓦格纳认为虽然培养独奏学生的强大内心很重要，但不能让孩子成为杀手型的演奏者。“杀手型的演奏者是横行直撞的，他们可以表演难度极高的帕格尼尼的乐曲，但他们并没有用灵魂在表演，只是一个空壳在演奏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破损了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保留孩子的脆弱性，或者说他们比较天然的感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而该如何让孩子学会适应高压呢？瓦格纳提出自己的建议：“在前苏联时期很多竞赛、音乐会开始之前，会进行模拟音乐会。琴童会被带到工厂、乡下或者一些小村庄里面，面对那边的观众进行表演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琴童可能逐渐适应、习惯大型的演出。让学音乐的孩子具有 天才 或 神童 的标签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相应的环境，陪伴着这样一个标签。就像在前苏联，可能就是有这样一套成体系的训练系统，才出了那么多有天赋的演奏者。”
《爆裂鼓手》中的魔鬼导师弗莱彻
艺术是一辈子的修为
成为演奏家，在琴艺上独具造诣是一方面，但亦有很多额外的因素。瓦格纳和读者们分享了她的一件趣事。
“在我完成了这本书的研究之后，有一次我去参加波兰国际小提琴比赛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做了一个预测。因为我对参赛选手的背景都比较了解，比如说他们用怎样的小提琴，他们有怎样的社会关系，他们出席了怎么样的大师班等等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我预测谁会拿第一名、谁会拿最后一名等等这样一个排序。音乐会结束后，这些预测全部正确。”
“这些音乐大赛与其说是选手们之间的竞争，还不如说是选手背后的那些力量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，这些力量包括学生们的老师，还有学生们借用的小提琴背后的赞助商等等，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被考虑在这个大赛最终的排序结果里面。”
虽然潜规则确实存在，但瓦格纳认为，音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可能有时候一个音乐家没有赢得一项大赛的冠军，反而可能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音乐生涯。“因为他不会经历一种虚无感，也就是拿到第一名之后，他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。拿到第一名的成就，可能是他们花两年时间反复演奏同一首曲子换来的。在古典音乐的行业里面，更好的做法是你每周练习一个新的曲目，如果你花两年演奏一个曲目的话，就已经违背了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规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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