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刘进平
图：来自网络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
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，
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…
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女儿用稚嫩的声音摇头晃脑的朗诵着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。
“爸爸，给我讲讲这首诗？”
孩子眨巴着眼睛很认真的看着我。
我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《活着》这本书，说道：“好的。”我拉起孩子的手，看着孩子那双清澈的眼睛说到：“这首诗给我们讲是人年轻的时候为自己的理想离开了家乡，去外面奋斗，当他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，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……”
我慢慢的认真的用简易通俗的语言给孩子讲着，突然有种像讲述自己经历的感觉，顿感心里五味杂陈，不勉有些伤感。
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？”女儿诧异的眼神看着我。
“呵呵，爸爸没事，爸爸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。”我微笑着看着女儿的眼睛说道。
“我要听爸爸小时候的故事，爸爸给我讲讲，给我讲讲吧…”女儿撅着小嘴巴揪着我的衣服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。“好的，好的，爸爸讲给你听。”
二十多年漂泊的游子生活，让我对“家乡”和“乡愁”这两个词有着浓厚的情感，就像是一壶很烈很纯的陈年老酒，越品越香。每每提及，总会想起老家的很多人，很多事，在眼前渐渐的清晰，仿佛忽然之间回到了小时候，哪个充满乐趣的童年。
泡杯浓茶，搬把椅子，摇把蒲扇，在夕阳余晖里，陪孩子读读书，讲讲我的故事我们的老家，也是件趣事。
最近常常听《我的甘肃老家》这首歌，每听之，必心生感动。就用这首歌做《序》，开启我的故事，以后我将分成篇章，讲讲我家乡的风土人情，讲讲我的故事。
……
院子里还呀是啊
摆着那盖碗茶
院子外还开着那
满墙的牵牛花
麦子熟了盛夏
庄稼再一茬
就像奶奶纳的鞋底
密密麻麻
甘肃老家啊
我的甘肃老家
山山水水的归程
再没有坑坑洼洼
心里的话
……
第一篇章：
捉虱子
我的老家在黄土高原上，她就是被誉为塞上小江南的甘肃天水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座小山村。
从我被抱出家门第一眼起，我看到的除了蓝天白云，就是哪连绵不绝的群山，好像没有了尽头。五六岁时，便能记事了。我们姊妹五人，我三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哪个时候农村人是重男轻女的，所以，我的到来给家里带了欣喜和希望，得到了爷爷奶奶辈，叔叔阿姨辈和姐姐们的大部分爱。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那里的冬天特别冷。深秋时，家里没有了农活，各家各户都会用晒干的驴粪（也有牛粪和骡马的粪便，用这个烧炕省柴火，炕还热。），麦杆和枯树叶的混合物把土炕烧的暖和暖和的。
当然谁家的炕头热，串门子的人也就多，东家的婶子，西家的奶奶，院后面的大妈，院上面的二妈，都会来我家，她们一边拉着家常里短，一边忙着手里的活，婶子拉着厚厚的鞋底，奶奶用雪白的棉花缝着厚厚的棉袄，大妈二妈一人提着一小梱麻叶拧成的丝团，挂在窗头上，用小撵车织着拉鞋底的绳子，妈妈是做衣服做鞋子的行家里手。
所以，婶子们，奶奶们一到农闲时，便会来我家，踏鞋底样片，衣服样片。每到此时，我家的炕头就会欢声笑语，我也会坐在一旁听大人们讲东家理长西家理短的事，也唠着讲着一年收成，讲着一年辛苦，讲一些新鲜事，讲到开心的事他们都回哈哈大笑，说到伤心难过的事，他们都会一起落泪。这就是我老家的女人人们，纯朴善良的母亲们，西家有事帮一家，东家有事帮东家，永远想一家人的女人们。
“吱呀呀，吱呀呀…”小撵车在大人们的手中转呀转着，转了一年又一年，我也在这一首首悦耳摇篮曲中，沉沉的香香的睡了一年有一年…
冬天到了，我便穿起了妈妈做的棉裤，棉袄，棉鞋，厚厚的，穿在身上连走路都不灵巧了。
“胖乎乎，笨头笨脑的像个小狗熊”，我的姐姐们经常这样笑话我。
就是因为这厚厚的棉袄，便有了我今天的故事——《捉虱子》。我们哪个年代的孩子，特别是农村的，由于冬天棉袄不能经常换洗，也没有条件洗澡，身上应该都生过虱子的。其实，这就是环境和条件所至，没有办法的事。
冬日里的日头把村里朝南的那一溜溜墙晒暖的时候，村里的爷爷奶奶，大伯大婶们都会坐在南墙下晒太阳，于是，会经常看到妈妈、奶奶抱着子女辈、孙子辈的人的脑袋，在太阳底下、南墙根下，扒拉着头发抓虱子，年龄大的老太太们有时候嫌不解恨，抓住虱子一下子填嘴巴里，“咯嘣”一下咬死……
我家南隔壁是一个门内的唐兄弟，年纪都差不多，就听说她妈妈经常咬虱子，小孩子在一起玩，总会闹些别扭和矛盾，每次小伙伴们和他们兄弟闹别扭对骂的时候，都会扯着嗓子喊到：
“你妈胖，你妈怪，你妈爱吃大虱子…”，其实不是吃虱子，是咬，在吵架的小孩子嘴里便就走了样了。
“日你先人，你家先人才吃虱子呢！他们弟兄有些心虚的回骂一句。
听见自家的先人被骂这群小伙伴，当然不愿意的，都会追着要打，他们便愤愤的跑回家去了。声后便又是阵阵取笑声。“哈哈…嗷嗷，回家捉虱子给你妈吃了…”
我小时候最害怕推头（推头是我们的方言，就是理发），所以，经常留长头发，我头上也过生虱子的，奶奶、妈妈、姐姐都给我捉过，那过程是挺享受的。冬天的暖阳晒我得迷迷瞪瞪的，姐姐的手在头发里划拉着，找到虱子后马上吼一声:“这里一个，还想跑…”
然后姐姐用双手大拇指指甲盖用力一挤，只听得“嘎嘣”一声，满指甲的血，这个虱子便一命呜呼，真是好解气……
当然，靠人工肯定不能根除，然后就是靠篦子来梳，梳子跟篦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齿儿稀一个齿儿密，有些不长眼的虱子在脑袋上爬行过程中，会被篦子一下子夹住。
妈妈用会用蓖子仔细的在我头上梳着，有一次一下子梳了四五个。
“大球娃呀，你看看，让你洗头你不洗，给你推个短发你也不推，看看…生了多少虱子”。
妈妈说着让我看那些吸血鬼在篦子上张牙舞爪的，我顺手就是一指甲盖将其嘎嘣嘎嘣的挤爆，蓖子上和手指上都是血。
“大球娃”是我的乳名，在我们老家，家里生儿子都叫球娃，老大就叫“大球娃，”老二叫“二球娃”按顺序类推。生女儿就叫“米娃”，大的叫“大米娃”，老二叫“二米娃”，按顺序类推。其实就像有些地方叫男孩“毛羔”，叫女孩“毛妮”一样的道理。直到我工作多年后，碰见村里年长的长辈，还有人会问道：“大球娃回来了？”心里还是感觉很温暖的。
南墙下的女人们除了给孩子捉虱子，就是做些针线活，拉鞋底，纺线什么的。而男人们会聚在一起玩牛九纸牌，就是哪种细长方形的，上面有圆点和花型人图案的哪种，大人们把哪个叫游胡也叫牛九，他们是玩钱的，经常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分分钱和毛毛钱的。
男人们身上也是有虱子的，只碍于面子不会在白天捉虱子的，当日头晒的暖暖的时，就会看到大人们的头上和衣服上有虱子在活动。他们便会晚上在煤油灯下捉住哪些白天让他们尴尬的虱子，然后用指甲盖一个一个的挤死它们。上了年级的爷爷坐在墙底下，解开大长襟棉袄的扣子，在衣缝里摸着虱子，由于眼神不好，他们捉虱子经常是凭感觉和经验的。
我家院子上面的三爷爷快八十岁了，满头白发，留着白花花的胡须，古铜色的干瘦脸上一绺一绺的皱纹，就像是被犁头犁过的黑土地，数不完的垄般。他总是耷拉着眼皮，佝偻着腰，拄着个拐棍，日头出来的时候总会对着日头打无数个喷嚏，然后做在南墙角晒太阳，中午的日头里他会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在衣服里摸着。
“三球娃，狗狗娃，马娃…快过来把虱子给爷爷挤死”，摸着虱子的时候他总会喊好多名字。
小孩子们便跑了过去，然后带着粘着血的指甲跑开了。
我小时候就帮我爷爷挤过虱子，因为我爷爷中风，半个身子不能动，所以捉虱子也很困难。
那个年代农村人是没有洗发水的，条件好的就用肥皂洗头，不好的就用碱，洗澡也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大人小孩都会生虱子，因为虱子是会传染的。为了消除虱子，大人们会给小孩子推头发，那个时候给男孩都用推子推头，我们村里就我家有一把推子，村里男人都用他推过头。已经有些锈迹了，牙齿也有些钝了。
所以，每次给我理发前，爸爸都会给齿上抹上些我家缝纫机上用的机油，即使这样，如果手捏的速度慢了，也会夹住头发的，生疼生疼的。其实，小孩子都是不愿意推头的，只不过是屈服在大人的棍棒下罢了。加之爸爸又是老师，每次爸爸给我理发，都会来一群小伙伴乖乖的排队等着，因为这次不推到下次会有常的时间的。每每推头，就会听见隔壁婶子骂孩子：
“你个狗日的，叫你去给你也推个头，怎么就像割你头一样？”
“我就不推头”
就听见，啪啪几声，然后哇哇的哭声，紧接着就是凳子倒地，跑动摔门声。
“嗷嗷…快听啦，夏夏娃又挨打了…”
排对等推头的伙伴们大生喊着。
“马娃子，快看你头上的虱子被推子切成了两半，你头上的虱子真大”。爸爸笑着拿推子给正在推头的马娃看。马娃的脸羞的红红的。
我最羡慕的还是院子上面爹爹家的二定和三定两个，爹爹经常用剃刀把他俩的头刮的干干净净，光亮光亮的，像两个小和尚，就因为小伙伴们经常拿小和尚取笑他们，所以经常会追着打架，二定可是打架的能手，爬树的本领特好，像猴子一样敏捷，我们都很羡慕他，他的头上没有虱子。
说起捉虱子，不免想起一个小故事，说当年毛主席等老一辈在延安，有一年的一个冬天，主席和周总理，朱总司，任弼时等在窑洞外面闲聊，毛主席看到任弼时衣领上有一串白色的东西在蠕动，主席笑着问：“此何物？”
任弼时亦笑答曰：
“虱耳！”
众人皆哈哈大笑……
身上长虱子并不是件丟脸的事，只是有人不想提起而已，时间久了也就慢慢的淡去了。“人贫双月少，衣破半风多。”， 虱子是分不出高低贵贱的，分得清高低贵贱的却是人心，对于虱子来说，只要环境允许，温度适宜，他们就会寄生繁衍，只要有血，它就会叮咬。
上小学一年级了，我跟着爸爸去了隔壁他任教的学校上学，我身上依旧有虱子的。我后排坐位有个同学，大家都叫他“跛狗子”，因为他天生有小儿麻痹，走起路来一癫一癫的，所以人们就叫他“跛狗子”。只知道他姓胡，他的大名没有人知道，听说他父亲去世了，有一个疯疯癫癫的母亲，家里的日子过的极其贫穷。
“跛狗子”其实五官长的还算清秀，就是有些邋遢，由于很少洗头推头，头发都一绺一绺的粘在一起，在头上立着，衣服前面几乎是没有扣子的，走起路来“忽闪，忽闪…”的，像两片风叶，露出黑黝黝的肚皮，看着都让人觉得生疼，生冷生冷的。
鞋子也没有后跟帮，像脱鞋般一样的拖着，跑起路来“吧嗒，吧嗒”作响，鞋底打着脚底，像打快板一样。冬天的时候他的脚后跟会被鞋底打出的风割出一道道裂开的口子，向外翻着，有的还结着带血的疤，我看着都觉得自己脚有点疼，走路时也会不由自主的一癫一癫的。
“跛狗子”他很调皮，也很乐观，谁都不怕，身上的虱子很多，谁惹他他就给人家头上放虱子，但是唯独没有给我放过，因为我爸是老师，哪时的学生都怕老师的。记得有一次老师上课提问，几个问题班上就一个同学回答上来了，其他同学都没有回到出来，老师表扬他哪个叫安安同学，说安安是千里马，我们都是蠢驴，还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玩。
安安是我们班的第一名， 安安长的很俊俏，总是理个平头，干干净净，聪慧过人，也没有虱子，老师都很喜欢他。
哪天放学后，“跛狗子”把我悄悄的拉到一边说：“我今天捉了五个大虱子放到了安安的头上了，让虱子咬死他。”
说完，做了个鬼脸，便腿一璇一旋的跑走了，裤腿在地上杨起了一圈一圈的灰尘，看着哪个一摇一晃的小小身影在杨起的尘土中渐渐模糊，我人生第一次感到了难过伤感滋味。
“跛狗子”没上完二年级就辍学了，听说他去了城里，和一群小混混在一起，在火车站附近出没，后来听说他被火车碾断了一条腿，成了真正的“跛子”。后来又听说他被好心人收养，火车机务段还给陪了一部分钱。再后来，听说他在火车站附近的马路上给人擦皮鞋。
我最后一次见“跛狗子”是2000年的盛夏，学校放假，我从西安坐火车回天水。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他的，见他的时候，他在摆放着一排台球卓的路边正在给别人擦着皮鞋，脸上的模样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只是个头高了，魁梧了。他留着小平头，还是浓眉大眼，穿戴还算干净整齐，胳膊上刺了纹身，工具箱旁边放着一幅拐杖。等他擦完皮鞋后，我喊了他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他的眼神有些诧异和陌生：“你是…你是…想起来了，你是进平，刘老师的儿子。”他挠着头说道。
“我是…”我笑着回答。
相互寒暄一翻后，他低下了头，感觉没有话说了，我去旁边的商店买了两瓶水放下就走了。以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，一直到现在。
突然有一天，身上的虱子也消失了，就像“跛狗子”一样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不再是人们的茶余饭后，好像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一样，却又能时时的想起。
时光荏苒，老家的那棵老槐树也干枯了，那一绺绺南墙也破败不堪，成了残垣断壁。墙下晒太阳哪些老面孔换成了新面孔，新的又慢慢变老，像割韭菜一样，一茬接着一茬。山还是哪座山，天还是哪片天，人却变了样。我努力的跨过一座座山，可眼前依旧还是一座座高山，我不禁有些感伤，有些寒颤了。
“爸爸，虱子是什么东西？长什么样子的？我好难过。”女儿摇着我的手，泪眼汪汪的看着我。
“呃呃…呃呃…”
我仿佛从梦里被孩子叫醒一般，愕愕的不知所措的回答着孩子的问话，说心里话，我也不记得虱子长什么样子了。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…
女儿这次朗诵的特别深情…望着窗外天边的夕阳，我嘴里呢喃着：“ 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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