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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场朋友聚会发生在17年前，2002年。
昔日的医学院朋友们频频举杯，其中很多内科医生、外科医生，只有孙黎是儿童精神科医生。有些酒杯到了她面前，就绕过去了，别人开玩笑说，“就不用给你敬酒了，我们一般不会找你。”
孙黎开玩笑说，“你放心，以后就你一定能用上我。”
那个时候，孙黎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读博士，同时跟随导师出门诊。此前，她在北京的天坛医院做了8年的儿科医生，并且担任了主治医生。那个年代的儿童疾病谱主要是感染性疾病，包括伤寒、痢疾和脑炎等。后来，疫苗渐渐地减少了这些疾病的患病率。她发现很多孩子有心理问题，但家长和医生都没有意识到，所以得不到恰当的诊治，例如多动症只是被归类为儿童保健，而非精神科。医学界对儿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明显滞后。
31岁那年，孙黎决定去全国最有名的精神专科医院北大六院攻读博士学位，从炙手可热的儿科到了非主流的儿童精神科。她开玩笑地说，当时全国的精神儿科医生不到200人，大熊猫都有2000多只。
孙黎喜欢和病人谈话交流，倾听别人的感受，觉得自己在理解别人方面比较有悟性。刚开始的几年，她每年的门诊量是约1000人次，其中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。她认为，当时求医的部分家长是望子成龙，揠苗助长，影响了孩子的精神状况。
最近几年，来求诊的儿童更多了。北大六院的精神儿科医生增加到15个了，但是全国也不超过500个，孙黎每年的门诊量提高到3000多人次，整个医院的一年门诊量是数万人次。家长们从全国各地带着孩子来求医，医生们加班加点地出诊，甚至工作到凌晨。孙黎总想，举手之劳，就能帮一个孩子，一个家庭。可是，病人越来越多，病情越来越复杂，举手之劳也忙不过来了。
在我国，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儿童和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数据，但是，区域性调查结果显示，我国儿童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已经与国外接近，并且呈逐年增高趋势，甚至可能高于国外水平。北大六院的王玉凤教授曾做过调查研究，1985年北京地区仅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即为8.3%，1993年上升到10.9%，2004年北京中关村部分重点小学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则高达18.2%。2006年，学者徐婓等撰文称，南京地区中学生中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即高达14.8％。
美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高达5%-10%；日本有1.5%的中小学生患有抑郁症，中学生则有4.1%。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，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已形成共识，随着儿童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复杂化，各种压力不断增加，很多儿童正遭受抑郁症的折磨。抑郁症只是儿童易发的精神障碍疾病之一，此外焦虑症、多动症、强迫症、恐怖症、孤独症等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患病率也逐年增加。
儿童期的精神障碍，症状常常会持续至成人期，比如儿童多动症，如果精神疾病在儿童期不能得到有效干预治疗，60%患儿的症状往往会延续至成人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》显示，中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，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。报告指出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，到2020年以前，全球儿童心理障碍还会增长50％，将成为致病、致残、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很多家长在育儿的过程中陷于迷茫，孙黎成了社交场合很受欢迎的人。她说，“朋友找我说话，没别的，全都是孩子的问题。”朋友说她太有眼光了，“当时怎么就知道选择这个专业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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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黎喜欢心理学，在决定读博士的时候，懵懵懂懂地认为，精神科就是用医生的心去医治病人的心。后来，她在临床中发现，还需要治家长的心。
今年夏天，一个家长带着女儿来看病，声称孩子上六年级了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写作业磨蹭，不听话，担心孩子有多动症。可是，通过谈话，孙黎观察到那个孩子挺好的，就让孩子先填一些测试表。通常情况下，她还会要求孩子的老师和父母都填一下，全面了解孩子的行为表现。数据显示，那个女孩的沟通能力、情绪能力都没明显的问题。而且，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。可是那个妈妈仍然怀疑孩子有需要治疗的地方。孙黎对她说，如果你认为孩子有问题，有可能问题未必在于孩子，而是你。
孙黎认为，有些妈妈可能会追求完美。在她看来，成长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，如果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，父母是可以等待的。有些父母把刚入学的儿童，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带来就诊，觉得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，可能有多动症。孙黎会问有些妈妈，平时念书时，孩子能听多久？有一个妈妈回答，只有10分钟。孙黎说，能坚持5分钟就算正常了。孩子发育需要一个过程，不要给孩子过早地贴上标签。如果对孩子的学习要求过多，孩子容易有逆反心理，恶性循环，亲子关系会变僵。
孙黎在给病人治病时，如果发现其家庭影响了疾病，就会开展家庭治疗。她强调家长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注意和孩子沟通的方式，尊重孩子的意愿。这一句看似普通的话语，挽救了不少病重的孩子。
大约十年前，孙黎接诊了一个辍学的孩子。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，无论是学校的功课还是课外辅导班，他严格遵循着母亲的培养计划。他的母亲对儿子的期望很高。在初中升高中时，他根据母亲的意愿，填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中学。然而，他心有不甘。开学后，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，然后出现了情绪障碍。渐渐地，他和同学交往也产生了问题，不得不转学。病重时，他进入了北大六院住院，通过药物控制病情。
“如果孩子没有主见，背后肯定有一个太强势的妈妈。”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这个说法，孙黎认为是因为很多爸爸在育儿中缺席。在家庭治疗时，她常常会要求孩子的爸爸也参加，可是他们坐在旁边，像一个局外人，对孩子的情况几乎不了解。夫妻育儿，是互动的模式，如果女性太强势，男的一方无法参与，就会干脆躲一边。看上去相安无事，实际上对孩子不好。孙黎说，这是社会病，父亲缺席，女性当全能妈妈。如果是职场女性，会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。她们想高效地管理孩子，然后，去完成自己的工作。这样，就会变得所谓的“强势”。
孩子的剧变让那位母亲非常痛苦。孙黎提醒她，“能不能试着往后退一退，不用帮他做决定？凡事你来决定，就是代替他成长了。” 那个妈妈慢慢地改变了对儿子的养育方式，陪伴他走过病情反复的岁月。
精神疾病是社会、心理和生物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。随着社会氛围变化，精神疾病的情况也随之改变。二胎政策实施后，大孩子的心理状况值得关注。
越来越多的孤独症、多动症孩子被确诊；厌学的、网络成瘾的病人也越来越多。 此外，“不要输在起跑线”这个错误的教育理念在普遍地指挥着家长和老师，很多学龄孩子出现了抑郁和焦虑的精神问题，其中最严重的是“初二现象”。13岁左右的初中生在经历了“小升初”大战的之后，马上又要准备考高中，除了学校的“题海”，放学后又是课外班。如果累积的压力得不到释放，家庭和孩子又沟通不畅，孩子们就会产生抑郁和焦虑的情绪，甚至自残。孙黎在门诊室看到很多初二的学生，女孩居多，挽起袖子，都是用刀片等利器刮的一道道伤痕。这些病例，孙黎在10年前都很少遇见。
目前，整个医学界对精神疾病的病因都只是在探索阶段。她在临床中发现，某些孩子有天生的劣势因素，但是，如果父母采取开明民主的方式来教养，带着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，多动症的发生率就降低。可以说，精神科疾病的治疗是药物、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共同完成的。
孙黎医生。正午记者罗洁琪拍摄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。正午记者罗洁琪拍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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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儿童和青少年的很多精神疾病的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，曹庆久说，可是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些危险的因素，例如母孕体的抽烟可能会导致孩子有较高的多动症发病率；再比如环境污染，PM2.5的浓度、有机磷的使用等，这可能会和儿童孤独症、多动症发病率都有关系……曹庆久认为，对于不良因素，尽量避免，如果避免不了，还是要早期发现、早期干预、早期治疗。
曹庆久是孙黎的师弟，两人都是北大六院王玉凤教授的学生。作为儿童精神科的医生，他常常感慨，现在，能够生出来、养出来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操心。
在不同的年龄阶段，来求医的病人不太一样。年龄特别小，三岁以下的孩子常见于孤独症，这些疾病的症状在生命早期就能发现，例如孩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，社交活动也比较困难。到了五六岁的学龄孩子，被确诊多动症的比较多；到了青春期，就是抑郁和焦虑的孩子比较多了。据最新的科研数据，孤独症的患病率越来越高，高达59分之一，多动症是6.26%，国内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10%。抑郁和焦虑症发生率在青春期孩子的终身患病率达到20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有5个人曾经在青春期有过抑郁和焦虑症状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就可能终身患病。
青春期是非常特殊的阶段。孩子的心理才开始逐步成熟，身体上可能已经发育成熟，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，会呈现个性，甚至喜欢标新立异。而很多家长的教育方式还没变。小时候，家长对孩子是手把手照顾，到了青春期就容易引起孩子反感。这时候，家庭往往容易产生矛盾，一方面孩子要独立自立，另一方面家长又不能放手。在学校，他们也容易和老师、同学产生矛盾，反抗功课压力，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。身体的激素分泌会导致情绪的变化，再加上社会和家庭的各方面压力，就会让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增高，女孩的患病率有可能是男孩的两倍。
对于青春期孩子的症状，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心理问题，往往需要整个家庭的变化。曹庆久认为，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模式，不是靠医生在病房说几句话就能改变的，需要一个反复而且很漫长的过程。很多家长都是更加关注成绩，很少关心孩子各种各样的体验和感受。很多孩子觉得自己很孤独，得不到家长的理解。
曾有个北京的初中女生，在母亲陪伴下走进曹庆久的门诊室。掀开袖子，上面都是用刀子刮的新旧伤痕，一道一道的，部分还有血痂。女生说，疼感能缓解内心的焦虑。
她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，各种考试和比赛都是名列前茅。英语通常都是满分，连99分都很少出现。有一次，她的英语考了97分，妈妈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，很严厉地责问她为什么分数会这么低。这些都让她时刻处于紧张之中。
另外，由于她从小优秀，父母就认为她是个很省心的孩子，很少去关注她的情感和生活上的变化。她自己说，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被紧张和焦虑笼罩，认为自己必须要有很好的成绩，否则父母会很失望，她在同学中也很丢脸，被老师看不起。到了初中后，功课压力大了，她并不能每次都达到家长和老师定下的目标。这种压力，她没法对父母宣泄，于是，回到家就把房门关上，不和家人交流。而一墙之隔的父母却以为，她是在房间安静地学习。
到了初中二年级，父母发现她的自残行为，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。但她已经把父母长期的高要求内化为自觉的标准，“成绩好就是有价值的，就会受人喜欢；如果成绩不好的话，就是没有价值”。据曹庆久的临床观察，这种孩子往往自己很难降低对自我的要求，这也意味着，很难摆脱焦虑和抑郁的情绪。这需要整个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的改变，例如家长、老师对她的学习成绩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，让她有权利自我管理。家长要学会接受孩子不可能一直优秀，成长会有曲线。另外，如果孩子找到一个学习之外能够体现价值的地方，也应该给予正向的肯定。这样的话，孩子才有可能慢慢一点点变、缓解症状。
在做家庭治疗时，很多家长的逻辑都是，成绩好才能考上一所好大学，考上好大学，才能找到好工作，孩子有出息，父母才有面子。是否做到这一切，孩子就一定会有快乐的人生？曹庆久说， 很少家长会想到这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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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曹庆久的大部分病例中，家长带孩子来医院看病，就说明家长有改变的动机。但是，每个家长改变的动机是不一样的。而且，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层次不同，决定了最后的改变程度也不同。有的家长改变起来很快，有的需要一个过程，有的家长甚至到最后改变也不大……而这些，都最终决定着每个孩子的康复程度。
曾有个农村的母亲带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来求医。他整个身体是蜷缩的，腿的肌肉萎缩了，不能走路，也不能说话交流，唯一能和别人进行交流的方式就是右手写字。
几年前，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，然后生了一个弟弟。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养父因为家庭经济负担很重，长期在外打工，母亲在家照料两个孩子，有什么好吃的零食，先满足小儿子，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小儿子身上。他感觉受到了冷落，对弟弟也产生了嫉妒的心理，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情绪。家人对此没有察觉。
某一天，他在学校和别的同学发生矛盾了。同学踢了他一脚，他觉得疼，只能慢慢地走路，后来渐渐地就不能走了。母亲带他去医院检查躯体的原因， 可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后来，就怀疑他是装的，把他留在家里不管。他整天在床上闭眼呆着，不走路，不说话，身体的肌肉萎缩得越来越厉害。半年之后，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了。
一个救组贫困儿童的基金会发现了他的病情，送他去了综合医院治疗。医生说，找不到躯体原因，就可能是心理问题。于是，他被转到了北大六院。在详细了解发病经过后，曹庆久初步诊断是分离转换性障碍，属于癔症性瘫痪，主要是心理原因导致的。
北大六院为他成立了一个团队，从药物到心理治疗，进行救治，还进行了家庭治疗。最初，他的妈妈并不相信需要治疗，仍然认为是孩子装病。曹庆久花了很长时间去劝说那个母亲，孩子是真的生病了，是心理上的病。建立了信任关系，医生才能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。
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，康复科的医生用石膏塑形，让他先坐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再一点点地往外扩，帮助他逐渐达到一个正常的姿态。病房的医生给他提供了足够的心理支持，带去了玩具、收音机，鼓励他和医务人员交流，对他进行催眠治疗。一开始，他只能用纸笔交流。住院了两个多月之后，春节时值班的一个女医生，突然听到男孩用很小的声音喊阿姨，她喜出望外。从那以后，他渐渐地恢复了语言功能，也能很慢地走路了，虽然不稳当。
四个月后，男孩出院了，然后，持续了一年左右的门诊随访。医生向家长交代，在照顾小儿子的同时，也要满足大儿子的合理需求。一年之后，他恢复了正常上学。
这样的结果是曹庆久始料不及的，没想到一个严重的癔症病人可以康复到这个程度。但同时也反映出，儿童精神疾病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，社会提供的各种支持系统也很重要。起码心理上，要让孩子有安全感，感觉到爱。很多人幼时缺爱，虽然能顽强地活下来，但是内心会比较痛苦。有些人，在长大之后，需要花很长时间，甚至花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内心渴望的情感。
曹庆久医生的工作照。图片由采访者提供
曹庆久医生随身带着记事本，记录着病人的症状，提醒查房时额外关注。图片由采访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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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精神科医院的病房里，留守儿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患病群体。在曹庆久看来，如果父母的陪伴可以分为物理陪伴和精神陪伴的话，大量留守儿童就是两者都缺的群体。
曹庆久曾接诊过一个自杀的农村少女，是留守儿童，父母和哥哥都长期在外打工，她在老家和爷爷奶奶同住。读初中的时候，她患了抑郁症，最近一年频频有自杀的行为。某一天，她又悄悄地服了大剂量的药，被家人发现并送去医院洗胃。住进北大六院后，在医生问诊时，她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。
儿童对不良环境的耐受力是要差一些，成年人遇到恶劣环境，会有策略去抵抗打击，但是儿童还没有。他们需要更好的环境保护，内心才能逐步成长起来，才够健康。所谓挫折教育，是某些家长有意让孩子吃苦，如果不能吃苦了，他们还有退路，得到保护。但是，有些孩子没有退路的，缺乏支持系统，例如很多留守儿童。
这个留守女孩就是没有退路的孩子。父母和哥哥都长期在外面打工，她和爷爷奶奶在老家。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母亲生病，需要钱治病，哥哥娶媳妇也需要钱。每次，当母亲离家，她都会哭着求母亲在家陪自己。上初中后，学习有压力，和同学关系处理不好，她没法和爷爷奶奶沟通，也得不到帮助。她对医生说，希望妈妈能留在家里，可是，她知道家里很缺钱。所以，她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自责，也很矛盾。产生了情绪问题后，她更为自己生病拖累家庭而自责。因为女孩的自杀欲念太强，医生安排了住院治疗，同时和家长做家庭治疗。
在治疗中，曹庆久告诉病人的母亲，如果不得不出外打工，要设法满足孩子情感上的需求。比如打电话时，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沟通情感。有些父母，整天在家陪伴孩子，也未必能理解孩子，不能满足孩子情感的需求。当孩子讲述学校的事情、和同学的矛盾，家长要先去接纳孩子的情绪，给予共情，鼓励孩子倾诉。在孩子愿意沟通时，再告诉他们一些合适的解决方法。这样的步骤，会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支持，感受到自己被爱。
在治疗的过程中，曹庆久很少对家长或者孩子讲爱。他相信，每个送孩子来医院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。除了药物，他侧重于从沟通和交流的角度来解决孩子的情绪障碍。很多家长误以为，当孩子哭闹时，纵容这些情绪，就是溺爱；或者，当孩子的情绪还没宣泄出来，很多家长就迫不及待地说教，用成年人的价值观来作出判断。渐渐地，孩子的情绪被压抑，亲子关系产生对抗，如果是在青春期，孩子更容易产生情绪障碍。
那个自杀少女的病情并非仅仅是青春期导致，她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青春期情绪的范围。曹庆久认为，她的病情反映了大量留守儿童家庭的共同特点，就是缺乏陪伴，缺乏有效的沟通，孩子的情绪长期遭受压抑。留守儿童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生率比较高，女童更甚，最后甚至导致辍学，自残自杀。
城市家长容易过度关注，用放大镜看待孩子的一些缺点；而留守儿童的家长则经常是走向另一面，受到本身文化素质和生活条件的限制，对孩子的关注远远不够。当留守儿童的社会性根源尚未解决时，曹庆久认为，虽然没有物理性的陪伴，但是起码可以改变沟通方式。这个转变，可以为留守儿童争取一定的心理健康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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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留守儿童一样，父母离异家庭的孩子，也是精神创伤机率很高的群体之一。
曾经有一天，曹庆久的病房收了6个孩子，其中4个孩子的家长都是离婚的。他认为，并非单亲家庭不可以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孩子，但是让孩子长期目睹父母吵架，一定会遭受精神的创伤。
那4个孩子的症状是情绪低落，悲观，焦虑，自卑，甚至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了，活着是父母的负担。症状严重的孩子甚至会有自残、自杀的倾向。在家里，感情破裂的父母们互相攻击，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。有些孩子尽管很爱爸爸，但是却被禁止流露出对爸爸的好感，甚至不让见面。成年人的矛盾和压力被转嫁在孩子的身上，这是曹庆久常见的病例，很少有父母能让孩子在离婚过程或者离婚之后，仍然能感觉到父母双方的爱。
两年前，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有了自残症状，母亲带着她来到北大六院。她的父母关系不好，虽然没有离婚，同一屋檐下，一个睡卧室，一个睡沙发。妈妈对她的学习要求很严格，成绩一旦不好了，就会反复批评。她觉得家里的气氛不好，情愿在外面写作业，也不愿意回家。有一次，她考试不好，妈妈又骂她，当时是冬天，她就穿着内衣内裤跑到阳台，想把自己冻死。可是，她妈妈说，“冻死就冻死，成绩不好，你还敢生气！”
随后，她开始逐渐出现自伤的行为。在家里，父母情绪都不好，也甚少关注她的情绪，只是想死死守住她的学习成绩。在学校发生了矛盾，她也不愿意回家倾诉，因为往往只是被批评，“你怎么又和别人发生矛盾了，就不能大度一些吗?”她不想再听这样的大道理。直到一次她自伤得太严重，被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。
孩子的父母都认为，尽管吵架，但双方不离婚，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殊不知，不和睦的家庭反而可能给孩子造成更大、更深重的伤害。
曹庆久给家长解释了孩子的情感需求，包括家庭气氛和充分的沟通。当孩子不开心时，父母要关注她的情绪，及时疏导。必要时，父母应该做一些夫妻关系的治疗。孩子出院后，有一段时间，家里的吵架少了一些。但上初中后，父母吵架又频繁了，孩子的情绪又多起来，重新出现了自伤行为，再度休学住院。孩子甚至觉得，如果自己生病住院了，家里的气氛反而会好一点。
第二次住院后，孩子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，但是，她的家庭只能发生有限的变化，而这决定着她的病能否根治。对于未成年的孩子而言，家庭既是引发病症的诱因，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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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磊是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科的医生，病人一般都是16岁以上的年轻人。这些青少年的病者身上，仍然折射出，在成长过程中，影响精神疾病变化的种种因素。
对于已经成年的病人，杨磊不主张患者和家属去寻找病因，例如是否因为教育方式不够好，父母犯了错误，孩子才患病。在问题发生后与其找原因，带来压力和自责，不如找解决方法，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，至少可以改善。他主张寻找积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例如家庭关系紧张、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感到压力的话，那是可以调整的。
对于当下很流行的“原生家庭”一词，杨磊也有些抵触。在临床中，他很少去追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对于治疗而言，他觉得那并非是决定性的。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存在了，再去追溯，只是徒增负罪感。而且，很容易导致病人把原生家庭当成借口，让问题固化在那里，甚至有人说，如果父母不改变，他也不改变。杨磊认为，成年的孩子有自主权。在逆境当中生长的孩子，可以通过努力把这个影响减少，甚至有权利脱离他的父母。
十几年前，杨磊考到了北大六院的硕博连读。刚入学的时候，宿舍里有一个同学是辞职进修的医生。同学自我介绍说，在原来的医院里，有很多病人都治不好。他来北大六院，是希望提高能力。有个老师恰好站在身边，对他说，“你来这就会发现，我们也治不好。”
精神疾病都是慢性病，也很难确定病因，没有特别有效的快速的治疗手段。最后，杨磊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——精神科治疗就是减少疾病给人带来的伤害和损失。有些人是能够恢复的，有些人是不可以的，疾病会终身相伴。很多时候，医生并没有能力完全把疾病从病人身体和心理上去除的。
医生陪伴着慢性病人，渐渐地就会接触到疾病以外的东西。精神疾病可能和外部压力有关，但也不能完全说没有遗传因素。杨磊说，现在的医学会认为很多精神症状的出现存在遗传上的易感性，受到类似的外界环境刺激，有些人受刺激不会得病，而有些易感的人就会受剌激、患病。
他常常遇见学习成绩很好的病人，考上大学后，患上了抑郁症。大学不像高中那样，采用单一和固定的评价体系，有了更多层次的评价。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是尖子生，很难接受还有很多人在其他方面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事实。其中一些人调整不过来，就容易情绪低落，严重之后，甚至有了自杀倾向。
很多患者对自己都特别苛求，家庭和学校的高要求被孩子们内化为自己的标准，可是不可能所有的标准全都能达到。成年之后，不是孩子们找不到台阶下，而是他们根本不想往下走。在杨磊看来，这样的孩子像走钢丝一样，越走越险，路也会越走越窄——对自己不断地提高要求，达不到，自责自卑，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
正如托尔斯泰所说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父母都有各自的原因，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家庭。杨磊认为，如果父母足够爱孩子，当孩子出现问题，在见到医生后，会自觉寻求改变，帮助孩子康复。不过，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育儿做法，也没有所谓的育儿专家，杨磊说自己不会像专家一样指导父母，因为不觉得他比别的父母高明到哪里去。他始终倡导，做温柔又坚定的父母。
杨磊医生的工作照。图片由采访者本人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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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的这些病例见多了，杨磊在和妻子讨论怎么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就跟她讲一讲病人的情况。他会说，“你看，咱的孩子还挺健康的，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了。多跟他交流就好。”
多年和孩子打交道的经历中，孙黎对爱有了独特的理解。接受采访那天，她特意穿上黑色印花的真丝裙子，梳着细细的卷发，眉毛细细弯弯的。她准备了两张打印好的纸，摆在桌子上，说那是她眼里特别美好的爱。
其中一张纸上是《圣经》中的句子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
另一张上是台湾作家的文章《牵着一只蜗牛散步》：
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
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
我催他，我唬他，我责备他。
我拉他，我扯他，甚至想踢他，
蜗牛受了伤，流着汗，喘着气，往前爬……
真奇怪，为什么上帝叫我
牵一只蜗牛去散步？
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莫非我错了？
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。
孙黎说，这份工作让她渐渐地懂得了爱的真义，从而明白，在孩子成长的十几年中，其实是孩子牵着父母在散步；而孩子的精神疾病，更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家庭和社会的显在和隐在的各种问题。
2014年05月09日，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疾病患者的美术作品，主题是“家园”，由他们自己构思完成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
2014年05月09日，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区的儿童精神疾病患者，儿童病房门上贴着卡通图案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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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为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疾病患者的美术作品，主题是“家园”，由他们自己构思完成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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