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弟弟一直是我家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。弟弟10岁时还不会说一句话，不会做一件事，用现在标准的学术用语说，弟弟是个智障儿童。那时我们还不会使用这么文明的字眼，大家管弟弟叫神经病。我和父亲有时心情不好，也会骂他神经病，可母亲从不这样，她管弟弟叫克俭，克俭是弟弟的学名。
在家里，惟一没对弟弟发过脾气的，就是母亲。那时家里穷，每年弟弟生日，母亲都会送一份让我眼红的礼物给他。1989年，弟弟14岁生日眼看快到了，家里却一分钱没有，母亲硬是在寒风刺骨的隆冬腊月，给人家做了几天小工，直到做够买一份礼物的钱，母亲才心满意足地抱着礼物回家。尽管不出三天，弟弟就将这份礼物不小心摔在地上，摔得粉身碎骨。
虽然弟弟什么都不会，可母亲从没放弃过教他说话和做事。在母亲始终如一的教导下，弟弟15岁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，那是两个很简单的字：“妈妈。”可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不管看见谁，都欣喜地告诉人家：“我的克俭会叫妈妈了！”母亲的苦心并没白费，弟弟20岁时，能用简单的语言和我们交流了。并且，弟弟已经学会了自己穿衣，自己洗澡，在家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，他还会给自己泡方便面吃。
1998年，弟弟23岁。那年2月，镇上的皮鞋厂在招工，听说这家厂实行流水线作业，工人几乎不需要专业知识，只要能熟练操作工种就可以了。母亲认为弟弟可以去试一试。为了让弟弟也像正常人一样，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，大半辈子都没给人送过礼说过好话的母亲，硬是提着一大袋东西，去找了皮鞋厂负责招聘的当事人。谁都不知道母亲最后是怎么说服那位当事人的，反正那天回来，她春风满面地告诉我们，从明天起，弟弟就可以上班了。
在最初15天里，母亲每天都同弟弟一起上班，手把手教弟弟怎么操作，怎么把手里的活计做得更熟练更快。直到弟弟可以独立地做好这份工作了，母亲才放心让他一个人上班。
看得出来，弟弟很热爱这份工作，每天他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，每晚都工作到很晚才肯回来。自从上班后，弟弟整个人都变了，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，家里的事情，只要他会做的，他会想法儿抢在我们前头去做。
第二个月初，弟弟下班回来，递给母亲两张百元的钞票，还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们，这是他上个月的工资。母亲把钱推到弟弟手上，说：“这是你的第一份工资，应该留着给自己做一个纪念。”可弟弟无论如何都不肯要，他一定要母亲帮他收着。第三个月，第四个月，弟弟照样每天热情不减地去上班，发了工资分文不少地放到母亲手上。在我们眼中，弟弟跟正常人真的没什么区别了。
只是半年后，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，这件奇怪的事情跟母亲有关———每当弟弟快发工资的日子，母亲都会到皮鞋厂去一趟，并且，母亲好像不希望我和父亲知道这件事，出发前她总会巧妙地躲开我们。
那年12月10日，又快到弟弟发工资的日子了，我刚好路过皮鞋厂门口，碰见母亲和一个中年人有说有笑地从里面出来。中年人走后，我问母亲在干什么，母亲一脸笑容地告诉了我：原来，这个中年人姓曾，是皮鞋厂负责招工的人事主任。当初母亲帮弟弟来问招工的事情，主动向曾主任提出了一个条件：只要让弟弟过来上班，她不要厂里一分钱工资，不过，为了让弟弟觉得自己跟正常人没两样，厂里还是要象征性发工资给他，母亲每个月都会提前将工资送到曾主任手上。为了不让我和父亲反对，母亲将我们瞒得死死的。母亲说，她今天本是来送工资的，可曾主任告诉她，上个月厂里对全厂工人进行了一次实际操作考核，弟弟的考核成绩合格了，从这个月开始，弟弟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到厂里领工资了。说到这里，母亲忍不住眼睛一红：“怎么都想不到，我的克俭终于能够凭自己的劳动赚钱了！”
现在，我早离别家乡，来到了繁华热闹的深圳，弟弟仍旧在镇上的皮鞋厂上班。前几天，母亲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，因为弟弟的工作出色，皮鞋厂又在考虑要给他涨工资。值得说明的是，弟弟早就涨过了两次工资。
最后，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，我和弟弟当中，她觉得最为自豪的还是弟弟，因为弟弟克服了那么多上天赋予他的障碍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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